如何在痛苦世界裡凡事謝恩?

筆名「猶推古」的傳道人在信仰百川發表一篇文章,聲稱他反對凡事謝恩,理由撮要如下(全文不長,讀者宜直接閱讀一遍):

「我只是不相信我所信的上帝,一方面會容許尼日利亞的恐怖分子屠殺幾千個基督徒村民而不出手,全球九萬多人殉道而不理會,卻會保守教會長老身體健康,執事子女順利考入港大,短宣隊能買到平價機票,絕症的師母變為身體健康,小堂會變成超級教會。

就算我有多失敗和不堪,我仍能單以認識主喜樂,得永生而感恩,視今世只是短暫的黑夜,我只留心我的燈是否在主人回來前有足夠的油,這才是我所信的信仰。 我不會凡事謝恩,因為我的眼目不在任何今世的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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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想像,此文引起一些信徒不滿,或至少是困惑,因為那像是不遵守聖經教導--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8節說:「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然而,難道那些努力實踐「凡事謝恩」的信徒,心裡真的從沒感到不安的嗎?若有,即使是少許,那已值得進一步思考。

其實我頗同意猶推古所講的,當我們思考和正視苦罪難題所引發的種種理論困難,便會越發同情這想法。愚以為今天很多信徒根本地不理解或故意忽視世上更大的苦難,因此他們煞有介事地為自己個人獲益的事感恩,才顯得好像沒問題。事實是,當基督教的上帝對很多苦難裡的人沉默無聲,就如電影《沉默》所描述的,敏銳地留意世上各種苦難、但仍想相信上帝的人因此感到困惑,是順理成章的。追問上帝究竟想怎樣,是合理的,宗哲裡有很多這方面討論,但本文旨趣不在於此,而是回應猶推古有關謝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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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猶推古不同的是,我認為上段的主要立場跟「凡事謝恩」沒有矛盾,因我們可嘗試區分「公開地凡事謝恩」和「私人地凡事謝恩」。當一個人「僥倖」逃過患難,例如患癌多年但仍能奇蹟地自由生活,他即使想不通為甚麼上帝容許世上有那麼多苦難,他仍然有一個自然感受要向上帝感恩。相信大家都能明白理解這點。但他可以私下或在家庭裡與一些直接因此得益的人向上帝謝恩,毋須過份張揚,毋須公開謝恩。若要公開謝恩,只適宜在某些場合裡謝恩,因為(一)他們不應傷害其他因癌症喪失親人的人的感受,當小心不要像約伯三友以為有人多受苦是因為他多犯罪。(二)他們要正視世上有很多更大更恐怖的苦難,受那些苦的人正感到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在資料發達的今天,對此充耳不聞是難辭其咎的。(三)並且他們要關注「公開凡事謝恩」的舉動在信仰群體裡建構出來的論述會引發甚麼文化影響,傳道人或信徒知識分子理當對此有一定敏銳觸覺。這三個考慮,在私人地凡事謝恩的活動裡是幾乎不存在或不用考慮太多的。

換言之,「凡事謝恩」本身有其意義和規範性,這點不用否定,也不應該因為有些人藉此誤以為信耶穌是求利益而反對凡事謝恩本身的意義。但在公開處境裡凡事謝恩時,信徒應當遵守或注意的行為規範並非只有一個,還有以愛心對待其他人,傳道人或知識分子也有多點責任維護信仰的思想一致性等。既然這裡至少有兩、三個規範,而它們之間出現張力,便要找折衷方法,像上段所建議的。

堅持要「凡事公開謝恩」的信徒,或像猶推古那樣不想凡事謝恩的信徒,不妨把「凡事謝恩」區分為兩類,然後考慮兩類舉動背後的不同倫理處境。而當某些倫理處境牽涉多個規範時,則要有智慧地想出權衡之道。(有關在規範之間作出權衡,請參拙文。)


補充一:當然,研究聖經的人可以找找那些經文是否真的這樣解,另闢出路。我這裡要說明的只是,即使那真是正確解釋,我們也不乏理論出路。有些作者愛拾人牙慧地批評宗哲絕少理會聖經是否真是那樣解,其實不是忽視,而是有一個分工的考慮。宗哲或哲學本來就愛考慮各種理論建構的可能性,他們當然歡迎聖經學者或神學人提供多些可能性以作哲理思考,但那主要是聖經學者或神學人的工作。反之亦然,有些人在其解經過程裡沒有好好發揮各理論可能性的出路,結果建構出來的想法顯得太狹隘。

補充二:上月我也寫過一篇文章談苦難,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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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中有惡,惡中有善

看得多美國荷里活電影的朋友,一定懂得回答以下這問題:「自我感覺十分正直和充滿愛心的人物,究竟如何會最後狠心起來,把壞人殺死,或至少願意間接弄死他們?」答案很簡單,把那壞人的角色寫得再殘暴再缺乏人性一點,便會令觀眾覺得壞人的確抵死。若仍然有半點牽強,若要殺得痛快,便把壞人說成惡魔附體,或早已成為喪屍,談不上是一個人,那就絕對死有餘辜,可以快樂地槍殺「他」們,還要播放輕鬆愉快的背景音樂,像電子遊戲裡的廝殺場面那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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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證過一個家庭衝突,某人甲為了剷除她敵視的乙,便不斷把乙描黑,起初本來只是批評乙可能有點貪心,但不久便把乙說成謊話連篇,完全不可信……接著暗示乙會打家劫舍,彷彿最應該被關在監倉內。這是滑坡謬論的完美示範。

回想歷史,若要剷除社會裡某類人(黑人、猶太人、無神論者、同性戀者、別異國族的人等),便要首先把他們描述成絕對的敗壞,無藥可救,禍害及後幾代人等等--幾乎就是他們喪失了做人的資格。這樣,大家便會樂意狠下毒手,並且動機是為了維護人類福祉,理由十分偉大。

不要以為自覺十分在意道德人格的信徒就不會跌入這種思維。相反,由於神聖與世俗的對立太鮮明,神明與惡魔南轅北轍,信徒的 DNA 早就有強烈傾向把事情二元化。例如認為信徒才有高尚道德,非信徒皆道德淪亡。又或者,要弄走別的教內人而自己不會被人覺得太殘忍,但卻能給自己道德光環,是有辦法的,那就是把對方說成異端或摧毀對方的道德人格。不要忘記,歷史裡異端是要燒死的。狠心趕盡殺絕的你並不是殘忍,而是值得擁戴的宗教領袖。近日天主教會宣佈徹底反對死刑,在美國便有一些新教信徒反省,為甚麼新教徒有影響力的州份裡仍然容許死刑。我猜想背後的道理正是他們把太多罪犯看成為絕對的邪惡。

讀者應該不難明白到,人生裡要面對的最多和最艱難的人事,並非黑白絕對分明的人事,而是善中有惡、惡中有善的人和事。從前我也曾經談過,當人們說「先撩者賤,打死無尤」時,或許對方罪不至死,只是別有用心的人想抓住對方有點做錯的藉口,趁機剷除眼中釘。這裡背後的原理同樣是刻意把灰色的事情說成黑白分明,為求簡單快捷地幹掉某些人或事。愚以為,從未學懂「善中有惡,惡中有善」這人生道理的人,閉口不作判斷倒算是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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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是一點生活感想而已,沒有任何對政治意識形態或近日教會新聞的暗示和影射,也沒有聲稱世上一定沒有極度邪惡的人或政權或制度。)

教會輿論──從某堂會解聘牧師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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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圖片,議會

近日香港教會內出現一個熱門話題,筆者自然也有在臉書上跟朋友談了一會。現在回想,某些原則性考慮似乎值得整理出來,好讓讀者思考如何回應教內具爭議性的事件,背後主題是教會的輿論。由於拙文想談的是這個更廣泛的主題,不想被人說是抽水,便不指名道姓了。筆者留意到,每當香港教會圈子裡發生一些具爭議性事件(多數是人事問題),信徒間便會出現幾類不太妥當的心態,本文嘗試討論其中一些,以示教會輿論界的價值和特性。具爭議性事件有很多種,可以是某堂會決定解聘其創會牧師、某神學院教授失言、某些KOL信徒公開反面和互相謾罵等等。

一,那是別人的家事?

如果事件發生在某堂會內的,有很多信徒會認為,那是別人的家事,不屬該堂會者無權過問。然而,這個「家」是指甚麼呢?堂會?為甚麼每一個堂會就是一個家,然後家與家之間彷彿像今天社會裡的家庭那樣各自掃門前雪,只求自保?敢問這有何聖經基礎?在聖經裡倒有提過整個信仰群體是一個家,就如彼得前書談到的「審判由神的家開始」,那裡指所有信徒。二千多年歷史發展至今的教會分開很多流派和堂會,福音派傳統的堂會更多數是獨立小教會,無人能管,這是事實,但這並不能取消在堂會A的你與在堂會B的他是同一家人的信仰基礎。請記住,你加入的不是黑社會,不應該講社團或小圈子的。同樣地,如果有神學院教授在信眾或社會公眾面前失言,他退到自己學院裡,推說不回應學院外的人的批評,總之學院認為自己對便可,也一樣是牽強的。

這個視堂會或學院或機構為個體,然後個體與個體只有自私、不信任甚至競爭關係的構想,恐怕十分世俗,彷如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家庭和商業機構。

然而,筆者無意暗示任何信徒都應該高調介入任何堂會的決定,但箇中理由並不是上述所講的那種自私和無根據的「家」的想法。正確理由應該是互相尊重和實用性(pragmatic)考慮。互相尊重的意思是,整個信徒群體無法事事仔細地關心,信徒之間應該有基本尊重和互相信任,不會覺得只有自己做決定才是最理想的。實用性的意思是,持份者有大小之別,由相對細小和直接的組織照顧一小部份信徒,並由該部份信徒管理該組織,會比較有效率和公平。如此,當某一小部份信徒在他們熟悉的圈子裡(堂會、機構、學院等)為自己做決定,其他人預設(by default )的處理方法是尊重和信任,只有當某些決定具爭議性時,其他信徒才有需要關注,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酎情介入。

另外還有一些相關考慮。假如涉事各方已公開了事件,那就是有意讓其他信徒知道發生甚麼事,如此,其他信徒便更有理據關注或甚至酎情介入。又或者,當事件對堂會或學院外的信眾有負面影響,其他信徒亦更有理據關注或甚至酎情介入。舉例說,當某教會領袖發表一番媚權的話,極盡擦鞋之能事,扭曲了教義和神學,或某神學教授以探索神學倫理之名要求身邊女信徒跟他發生性關係,筆者相信屆時絕不會有信徒說「我並沒有參加那教會領袖所屬堂會,所以我不管別人的家事了。」相反,他們都會認為自己作為信徒,有權表達不滿、關注和評論。

在網上流行一個稱呼,把旁觀者都叫作「花生友」。這類流行用語意義不穩定,但大部份情況下都會被視為貶義的,彷彿那些人只求幸災樂禍或漠不關心地指手劃腳。筆者不建議旁觀者自稱為「花生友」,因為按上文所說,關心神家裡的事是每一位信徒的份內事。

二,網絡公審與獨立調查

假如有爭議涉及不公開的資料,例如某堂會按甚麼考慮解聘某牧師,在網上便會有很多人認為要把資料和理據全部公開。某些言論字裡行間好像在暗示,大凡有一些決定的過程和考慮沒有公開,而決定的結果不是自己喜歡的,必定是黑箱作業。不管他們有沒有用這個詞語,他們所要求的是一種「網絡公審」,其理想情況是,用回上述例子,該堂會面向大眾,批評者要問甚麼,堂會必須作答,並且和盤托出一切相關資料。

網絡公審有其重要性,尤其是當一些權力已經舖天蓋地,把很多媒體盡皆收編時,網絡可能就會成為人民唯一的議論方式(稱某些意見為網絡公審也可以是理虧者拒絕理會真實理由的技倆,參拙文)。然而,當事情未發展到如此極端時,我們得正視一個事實──網絡公審不等於獨立公正的調查。首先,網絡公審不一定做到獨立公正,因為網絡意向可以被人在背後縱控的。不用說到俄羅斯影響美國大選那麼遠,即使在香港教會信徒的臉書世界裡,一撮人鼓動其他人聲討這個那個的現象,並不罕見。

另外,獨立公正的調查亦不一定要把所有資料公開的,這就如信徒群體認同一個行動小組調查某教派是否異端,然後信任那個行動小組的判斷,不逼問那小組交出所有資料。當然,由誰組成那個獨立行動小組是一個大問題。有人會想建議全港教會裡最德高望重的幾位人士,甚至最好由這樣一個小組調查、調解或仲裁日後所有爭議。這是行不通的。因為這會把那幾位人士抬得太高,彷如特權階級,而且這樣做亦會令本來就是一盤散沙的基督新教裡很多人不服。其實這裡有一個比較可行和低門檻的方法,就是由每一個個案裡涉事各方的人來找出他們共同尊重的教內人士來作調查、調解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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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圖片,取自電影 Agora

三,沒有完全掌握就不應該評論?

有些人認為,旁觀者對事件沒有完全掌握,根本不應該評論。這看似有道理,無疑,有很多人知道的太少,卻妄下極大的判斷,把事情越描越黑,幫不到忙,又或是跟車太貼,幫了錯誤的一方。然而,究竟這世界上誰才稱得上完全掌握一件事?即使涉事各方裡的人也可能會互相認為對方沒有認真了解另一方的故事版本,否則爭議怎會沒完沒了?另外也可以作個類比,當今社會政治經濟裡有很多事是我們無法得悉所有內情的,但各位又可曾認為,自己既然對事件沒有完全掌握,便不應該評論呢?

筆者的建議是,知多少就可以評多少,前者規限後者的範圍。例如筆者也不清楚誰是誰非,只看到雙方某些文字,應該只是全部文字的一部份而已。那麼,筆者便不下定論,只就著那些聲明和信件的內容作出一些分析、看看雙方在甚麼事上講法不吻合、設想一些可行的機制來調解等等。假如借題發揮談教會普通現象(就如本文),必首先聲明,不魚目混珠。

四,輿論的價值和特性

以上三節所講的似是獨立的幾點,但其實背後可以用一個主題來串連,那就是我們有否想過信仰群體裡要有輿論?我們對輿論可有甚麼期望和想法?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裡,我們會期望公民有一定的言論自由、思想交流和共同討論不同意見的思考判斷。那麼,信仰群體應否也有類似的輿論活動?

我們會否容許有人談論教內事情?人們保留的原因有很多。某些教牧或事件當事人很愛面,所以禁絕別人談論;某些人認為甚麼不滿也要忍聲吞氣,才叫做持守合一,以和為貴;某些人又會認為,一旦開放討論便會像洪水缺堤,一發不可收拾。這裡一些憂慮過於封建,但一些憂慮卻不無道理。有關後者,香港近年的社會政治氣候催生了一種網上聲討和公審的文化,令人望而生畏。然而,輿論是有規範的,就如第三節所講,評論要有文本的理性基礎,又如第二節所講的,要追求公正處理而不是民粹公審。

換言之,信徒群體裡一方面要有更多人願意容許大家談論教內事情,以求處理得更恰當,另一方面也要有更多人發展出成熟的輿論德性。談到成熟的輿論德性,筆者想提出兩點給讀者思考。一,切忌公器私用。有些活躍於輿論的人其實只是葉公好龍,別有用心,當輿論趨勢對自己有利時,他們會說溝通誠意十分重要,誰不接受便要打倒誰,但當輿論趨勢對自己不利時,便推說網上或報章言論太隨便,不用認真看待,拒絕溝通。這種人這種手法並不會建立輿論,倒是親手把它毀掉,因為他們親身示範了,輿論是多餘的,權鬥和利益才是大道理。

二,輿論成熟的話,人們會重視道理,而不是單靠信任,那些道理是經過考驗的,因為不同意見的人會在輿論圈裡嘗試駁倒那些道理。試想,在解聘一事裡,有多少信徒掌握到很多資料呢?為甚麼他們願意作出判斷認為某方一定對?究其原因,往往是他們認為他們認識某方的當事人,十分信任他的人格,因此即使沒有實質資料,已斷定某方一定對,一定是被陷害(又或者,他們早就認為另一方的當事人品格極差,因此即使沒有實質資料,已斷定那方一定錯)。這種由品格決定對錯的思維在香港教會圈子十分流行,但其實十分危險。一方面,人們對某人的品格的判斷往往十分片面,有時甚至只是從可靠朋友那裡聽回來,並沒有親身經驗作為基礎。另一方面,心理學裡的性格研究告訴我們,性格或品格這概念是十分不穩定的,只要在環境裡作出一些變動,一個有愛心的人便不會做出愛心的行為,一個公正的人會作出不公正的決定。

五,結語

信徒在網上討論教會事情已經有很多年了,但這能否發展出一個成熟的輿論意識,而不流於吶喊助威、網絡公審、嬉皮笑臉、或甚至更低層次的人身攻擊呢?這是要大家在各方面共同努力的,有些人要拿出誠意和勇氣讓別人談論他們的事,有些人要持守理性和公正的原則,有些人要表現出成熟的溝通德性。輿論是有價值的,但同時也要求大家處理得合宜。

苦難隨想

神學教授 Stackhouse 這篇文章信仰百川https://www.shutterstock.com/image-photo/depressed-loving-wife-sitting-by-dying-637052071?src=TCKTv8jS5OAx0N2GtqQleg-3-86引來不少迴響。文章主要的例子是喪偶,且是一次又一次地喪偶,可真痛苦!苦難彷彿一生一世地纏繞著你,就如英文題目所說,sorrow is stalking you 。 Stackhouse 的建議是不要再想為甚麼了,免得跌入黑暗,相信耶穌基督是愛你的便可以。

宗教哲學家 Alvin Plantinga 也曾說過,苦難懸謎不一定會令信徒失去信仰,當事人還可以堅持信仰,若然如此,剩下只是一個牧養的問題(如何學習在苦難裡仍然倚靠神)。另一位宗教哲學家 William Alston 提到,作為一個宗教信仰的跟隨者,我們不是 believe 一些事,而是 accept 一些事。姑勿論這兩個詞語的用法可否如此分割,他的意思是,在信仰裡,有些事可以是我們感到難以置信的(例如慈愛的上帝為甚麼容許這樣的苦難發生在我身上),但我們卻又決定接受那才是事實真相(上帝是慈愛的,亦容許苦難),並且按此活下去。

讓我闡釋這一點。這有如你兩位朋友互相指摘對方說謊,你無從知道誰對誰錯,你只能選擇相信其中一個,亦必須做這樣一個決定。當你對甲的信任深厚到一個地步,令你可以放棄信任乙,你便不會被乙所動搖。這不是說,乙所提出的證據沒有表面可信性--否則你不用猶疑那麼久;也不是說,甲所提出的證據已經證明了一切--否則你也不用猶疑那麼久。然而,信任所要求的,超出證據所能提供的,並且,在當下你不能不作出決定。

這是為甚麼苦罪懸謎對某些信徒來說是不用談的;因為他們早早決定了,再大的苦難也不會令他們質疑上帝的慈愛和存在。然而,對另一些信徒來說,苦罪懸謎卻是必須要談的,因為那正在不斷侵蝕他們對上帝的信任。有些人認為前者有很強的信心,後者一定是信心太軟弱。我想卻未必。我們要反問,何謂信心?放棄理性的盲信就是信心的真義嗎?有懷疑的信仰是否就是信心太軟弱?

有些信徒覺得苦罪懸謎不是大問題,但我總懷疑,那會否是因為他們想像到的苦難不夠恐怖?請回想文中故事裡那位當事人,兩度喪偶固然痛苦,但她居住在美國、接受過很多教育、兒孫滿堂、年老時還有餘錢旅遊。總體來看,這是否真的很痛苦呢?我不是說在發達國家裡過著https://www.maxpixel.net/Child-War-Destruction-Loss-Suffering-Victims-2545307中產生活的人不會有痛苦(我在過去兩年正正見證著一位朋友活在猶如人間地獄的家庭,心靈極受創傷,活了半生人終於好像找到一點快樂,卻突然被癌症奪去性命)。但始終,這些苦難比起那些極度貧苦的人、生活環境異常扭曲的人、甚至是在戰火中「連命都無得享」的人,就顯得不嚴重。當我們正視這一類人間疾苦,我們是否還能夠說,總之「神愛世人」一定就是無庸置疑的呢?

本文初次貼在博客後,有一位博士朋友提到,某來華宣教士目睹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回國後便患上了精神病。可見有些苦難是我們極難或無法承受到的,再虔誠篤信「神愛世人」也未必幫得上忙。誠然,基督教由西方發達國家傳過來亞洲,在香港的信徒絕大部份都是中產的,這類「連命都無得享」的苦難彷彿有意無意被遺忘。

不想長篇大論了,或許只說這一點:我不同意也不接受一個成熟的信仰是可以放棄理性地盲目信任下去的,但另一方面,我不認為基督教對苦罪最終有一個很完滿的解釋,亦即是說,某些宗哲人聲稱苦罪對信仰並不構成理性困擾,是過度自信的。

 

 

 

道德責難

哲學裡有一個 moral blame 的討論,blame 有時也稱為 blameworthiness ,在此暫稱為「道德責難」。這裡我談的是,道德責難在實踐上有時會遇到一個好像是自相矛盾的情況,可怎樣解決。

很多人都有或大或小的失誤。但哪一個失誤會被別人放在鎂光燈下指摘和要求他承擔後果(責難的一種),哪一個失誤會被人掃在地毯下當沒有發生過,他完全可以逃脫責任,其背後的考慮總會是政治性的。政治性這一點,看看某些政權如何選擇性「執法」便會完全明白。然而,政治可以指社會政權裡的事,也可以指一個小群體(如教會)裡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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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廂,也有一些人會用「其他人曾有相同過犯」來辯護,彷彿你必須要懲罰(責難的一種)全世界,然後才有資格懲罰眼前的這一次過犯。這類辯護很多時都是詭辯。可想像一下,假如你在交通警面前反駁說:「我見另一輛車也超速,為甚麼你不捉他?」,你最後會否因此不用收告票?不。他如果肯禮貌地回答的話,應該會說:「你有超速,我便有權捉你,你要負上的法律責任,不會因為其他人也有超速卻成功逃脫而得以開脫的。」

前例暗示選擇性有某種意義下的不恰當,後例卻暗示選擇性沒有問題。為甚麼會這樣?

首先,我們要留意,道德責難的判斷可分兩個層次:

(一)在知性層面上,我們判斷某人某行為是道德上的對或錯,並那行為應該受到甚麼責難(責難有很多方式,可以是十分私人地你只是心裡不認同,也可會是法律權力的制裁,也可會是所屬群組施壓,令犯事人感到羞愧)

(二)在行動層面上,我們決定是否要對某人某行為採取一些行動(行動有很多可能性,包括跟朋友說、引發公眾注意、聚眾聲討、社會制裁等等),並且會真誠地實行出來。

這兩個層次的分別,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當我們讀新聞時,會對不同案件或事件作出判斷,但我們會否對那些事採取行動(包括十分簡單的,只是在臉書裡貼出來嗟嘆一番)呢?出聲表態本身,與你認為那是對或錯,是兩碼子事。

回到上面說的那個表面矛盾。且假定某人某過犯,原來也有別人犯過,或同一個人犯過很多次卻沒有被責難(按:相似與否是要爭議的,但暫且不考慮)。在知性上判斷其他相同或相似行為也是錯,是有必要的,那是理性的基本要求。

至於決定要採取怎樣的行動,卻有很多空間。例如,就算交通警有責任也有意圖截停所有超速的司機,他卻無法同一時間捉兩個人。但如果是一位老師因為小明在測驗裡答錯了而扣他分數,卻沒有因為小芬在測驗裡寫出同樣錯誤的答案而扣他分數,那位老師就是不公平了。由於不同處境有太多東西要考慮,很難一概而言怎樣才是正確的決定。

這討論的其中一個結論是,當我們責難一個人的過犯,只要我們也會在知性上同意其他相同過犯也當受責難,即使我們未能對其他過犯採取相同的行動,仍未足以構成自相矛盾。至於因相同或相似過犯而採取的行動出現不一致,孰對孰錯,則只能按每一個處境來個別判斷。

 

論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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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嘗試對這類課題作一個後設和常識的分析。這幾年間,香港教會信徒經常都會聽到有教牧或作者呼籲大家要尊重不同意見,維護主內合一,而那些「不同意見」主要是政治立場的分歧,因為那些分歧在香港社會裡已經令很多人無法忍受對方,產生撕裂。追求和而不同的講法也經常出現在宗派分歧或異端的討論裡。大家不難察覺,幾乎所有言論都包含某個推論結構:

  • 我們基督徒有一個信仰基礎,
  • P課題上的分歧並有違反那個信仰基礎,
  • 因此,我們在P課題上雖然有意見分歧,無論有多困難,我們仍然須要追求主內合一。

基督徒習慣事事尋問有沒有違反聖經,有沒有違反神學,有些神學人更會把這類討論扯進他們喜歡的神學論述裡鑽來鑽去,但我認為,有時候更應該問的問題是批判思考經常教導我們的那些常識問題:(一),那個信仰基礎是甚麼?由誰定奪?(二)在詮釋上來說,那基礎真的適用於某立場嗎?(三)在事實和誠信上來說,那基礎真的適用於某人嗎?(四)符合了甚麼條件才可以算是合一?

 

(一)那個信仰基礎是甚麼?由誰定奪?

 

我們不難察覺基督徒有很多龍門位置的,可以讓人搬來搬去。有時候,他們會把那個信仰基礎拉得很低,彷彿總之認信了三個主要大公教會信經(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迦克敦信經)的,便是信徒,便是有共同信仰基礎。但有時候,他們又會要求你接受某宗某派的信條。例如,自由派、福音派和基要主義的信徒互相認為對方信仰偏差,不屑與之為伍。有些改革宗信徒會認為,假如你不接受加爾文主義的那種預定論,你便不會是 100% 的基督徒,甚至有異端傾向。說到異端,有些基督教徒認為天主教是異端。在香港教會裡,經常有信徒把他所屬的時代或小圈子裡比較流行或「風頭勁」的神學當作唯一正統,雖未必口裡說出來,但卻會處處表現出「逆我者皆異端」的氣勢。

 

還有的是,近十數年我們見證者某個版本的所謂保守性倫理立場漸漸晉身成為保守基督教圈子裡最核心的教義,例如,你信不信加爾文主義跟你是否反對同性婚姻相比,原來前者已經不再重要,在前者上有分歧時,不多人會因此與你割蓆,但在後者上有分歧時,連你出版的著作也要立刻在書室裡下架[1],若某些教牧領袖擁有更大權力,他們或許更會認為要像劉曉波那樣,連一塊墓碑也不能保留,務必滅聲,令你在香港教會歷史裡被遺忘,好讓後世只知道基督教是反同的。[2]

 

(二)在詮釋上來說,那基礎真的適用於某立場嗎?

 

有時人們會在某個信仰基礎的命題涵義裡做手腳,令那信仰基礎變得好像直接支持他們某個立場似的。例如,有些反同信徒讀了上一節後心裡或者會這樣反駁:「任何相信聖經的信徒必然會反對同性戀,你不肯跟大隊反同的話,理性的結論是,你不是相信聖經的基督徒。」又或者像好些美國宗教右派信徒那般認為「任何相信聖經的信徒必然會支持共和黨,你不肯跟大隊支持共和黨的話,理性的結論是,你不是相信聖經的基督徒。」這又好像某些信徒認為「任何相信聖經的信徒必然支持非暴力,你不肯跟大隊反對暴力的話,理性的結論是,你不是相信聖經的基督徒。」

 

這裡的重點是「必然」。即使表面上那個信仰基礎內容不多(例如只須相信幾個信經便可!),但實際上某些圈子會把那個信仰基礎詮釋成為有一個必然關係,令他們喜歡持守的某些立場全都變成那個信仰基礎的必然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s)。

 

這做法顯然是有問題的。如果用邏輯涵蘊(logical implication)關係[3]來看待「必然」(這本是自然和正常的語法),信仰基礎裡的內容涵義並不可以推出人們喜歡的某些立場。如果不用邏輯涵蘊關係來看待「必然」(其實語法上已經講不通的了),則有太多立場可以納入為信仰基礎的立場,換言之,幾乎是,你喜歡怎樣說都會在基督教裡找到佐證,信仰基礎成為服務你的議程的廉價工具而已。其中一個荒謬結果是,在同一個課題上的敵對立場支持者皆認為他們的立場才是信仰基礎的必然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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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事實和誠信上來說,那基礎真的適用於某人嗎?

 

近年有很多教牧和作者認為,只要甲是真心認同某個政見是合符基督教信仰的話,而那政見在表面上並沒有跟信仰基礎相違背,那麼不同意甲政見的信徒已經沒有任何理據拒絕與甲追求合一,拒絕追求主內合一的人倒干犯了宗教上的罪!純粹看命題關係的話,這論證應是對確的(valid)。然而,我們還要查看那些命題是否全都合符事實![4]留意這個前設:「只要甲是真心認同某個政見是合符基督教信仰的話」。在我膚淺見聞裡,所有呼籲合一的文章,均沒有處理過這一前設便假設它為真。

 

簡言之,我們怎知道甲是真心認同那個政見?那些呼籲合一的文章從來不會告訴我們,為甚麼人們不能懷疑甲的誠信。難道甲是聖人,他的品格絕不會腐敗,所以他只不過是徹頭徹尾地「真心膠」?為甚麼不可以猜測甲只不過是施展他的高明聖經知識和論述能力,堆砌一些藉口來維護那個對他有利的政見?[5]在中港式政治裡,人們會因著利益說出他們並非真心相信的話,應該是常識來的吧。為甚麼偏偏我們不能質疑某些教牧也是如此?

 

這就是為甚麼我認為近年教內有關政治觀點上的「合一」講法牛頭不搭馬咀。每一次有教牧X(X可以是單數或眾數)被信徒懷疑是「河蟹掉」的,是人品有問題的,就會有別的教牧或作者走出來說要合一,然後說說聖經或神學論述裡談過甚麼與合一有關的教導。然而,不管說項者描繪得如何天花亂墜,為甚麼他們不直接處理教牧X的誠信問題,倒走了去談聖經和神學?

 

誠信應該是怎樣談的呢?當我們要維護一個人在某事上的人格誠信時,我們所需要提出的證據好歹(一)要跟那人有關,(二)也要跟那事有關。因此,如果教牧X的人格誠信受到質疑,相關證據必須要是一些可以指證教牧X具有良好人格誠信的事實,來自一些十分認識他的(本身是可信賴的)人。這道理是很簡單的吧,在法庭處理案件時,有時候人們會寫求情信說明被告有良好人格誠信,寫信的人必須是一些與被告交往甚密的人。其次,邏輯上,即使一個人被周圍的人認定有良好人格誠信,那個人還是有可能在某個處境下作出缺乏人格誠信的事。用回法庭的比喻,儘管某被告獲得很多社會賢達支持,人人寫求情信,他在某處境裡有否真的有犯過法(作出缺乏人格誠信的事),還是有可能的。因此,聲稱「某牧師在過去廿多年忠心事主」或「某牧師一直是我良師益友,我信任他」,只是一些輔助性證據,卻不是決定性證據。很多「合一」呼籲的錯,正正是完全不為意他們要論證被質疑者原是有誠信的,不單沒有提供具決定性證據,連輔助性證據也欠奉,只懂一味講聖經和神學。

 

留意,一旦去到誠信被挑戰的地步,整個「遊戲規則」都會改變。懷疑者所需要的,並不會是聖經如何教導我們合一,而是某人是真心膠抑或高明地偽裝的相關證據。除非說項者本身德高望重,大家一聽到他肯對教牧X作出人格擔保便會罷休,否則說項者單單說出──或甚至只是暗暗地假定──「大家要信任教牧X」是毫無意義的。也許,問題是教內有太多人誤以為自己德高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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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合了甚麼條件才可以算是合一?

 

如果你或你的朋友試過被教內人排擠過的話,你應該會很明白,排擠他們的人總愛說「我尊重他的,我們都是弟兄姊妹」,但最重要的是接續的那句──「但我們道不同不相為謀,各走各路。」說了這下半句後,他們便會心安理得和天經地義地把對方視作一個不能信任的陌路人。請問,這是否叫做「合一」?他們肯承認你仍是基督徒啊,為何不是合一?但他們根本就不信任你,當你是陌路人那般連噓寒問暖也不會作,為何是合一?

 

又或者,某人因為意見不合或一些人事問題,不得已要離開自己堂會,參與另一間堂會。請問,這行動本身算不算是破壞了合一?甚麼時候「合一」是指必須留在同一間堂會?聖經有這樣講過嗎?這就正如「不可停止聚會」也沒有指明是「不可停止每一個星期六參加這一間堂會的這一個團契」。

 

那麼,呼籲人們合一的人,究竟希望聽眾做甚麼事?他們有講清楚嗎?他們有想清楚嗎?在台上一刻「攬頭攬頸」,然後道不同不相為謀地各走各路,就是感人的合一嗎?而當他們自己在別的方面跟別人有嚴重分歧時,他們又能否用同一標準來追求合一?抑或屆時又會祭出那句「但我們道不同不相為謀,各走各路」,然後當別人是不能信任的陌路人?

 

結語

 

本文沒有回答甚麼立場才是對,才是可以在分歧下仍然維持合一。本文只討論一些後設的問題,因為我看見很多人講合一時,均沒有想清楚究竟相關的概念之間有何關係,究竟他們想看到別人做甚麼,究竟他們自己是否前後一致,倒是牛頭不搭馬咀地細說聖經或神學裡的合一教導。在字裡行間我也隱約提出了一些群體、權力、信任機制和私心的問題。希望這幾個要點能促進讀者反省何謂合一。有人愛用聖經或神學來談合一,但我認為,請首先想通這些吧。

 

[1] 幾星期前Eugene Peterson 在退休前的訪問裡說願意主持同性婚姻,立刻遭到美國反同信徒批評和施壓,其中壓力包括最大基督教連鎖店準備把他畢生所有著作下架,不得出售。最後Peterson 收回言論,原因不詳。

[2] 2017年7月,劉曉波逝世後不久,有消息說他的遺霜及家人選擇了海葬,好些追求民主的香港人則流行一個講法,認為那是政權的意願,目的是令劉連一塊墓碑也沒有。

[3] 「A logically implies B 」的意思是,當A為真時,B也會是真的。http://www.criticalthinking.org/pages/glossary-of-critical-thinking-terms/496#glossary-i

[4] 熟悉邏輯入門課的批判思考的朋友會知道,我這裡談的是一個論證必須在推論上對確(valid)和所有命題為真(true),才能算是合理或妥當的(sound)。

[5] 如果被懷疑的是一群教牧而不是一位教牧,要求別人信任那群教牧裡的每一個,則更加困難了。

活像沒有明天

假設您公司每五年有一個升職機會,條件是您要到另一國家工幹兩年。今次機會出現了,正值人生沒有甚麼擔子,您爽快地接受。然而,一年半後香港家裡傳來母親突然發現患了絕症的壞消息,一位醫生說恐怕只剩下幾個月。自從父親十多年前離棄家庭後,母親與您相依唯命,是您在世上最疼愛的人。公司可容許您提前半年回港陪伴母親,不會因此辭退您,但您卻因此會失去今次的升職機會。請問,您會決定立刻返回香港嗎?

在這類處境裡,很多人的考慮大概是,究竟那個絕症的壞消息有多可靠,是否真的只剩下幾個月。或許事實還有兩、三年,您便未必需要提前回港。若屬實,便沒有甚麼選擇,必須趕快回去陪伴母親。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s/search-the-collections/374686

LeRoy Walter Flint, Sad Man, 1935–43 America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Gift of the Work Projects Administration, Board of Education, Cleveland, Ohio, 1943 (43.29.3)

自小上教會時,對於珍惜時機的信仰論述早就有另類想法,現在至親患癌,令我又再想起來。在這裡寫出來與讀者分享,引發思考和討論。

當身邊人患重病時,我們最常聽到的幾句話是「大家要珍惜眼前人」、「人生本無常,只是我們平日以為還有很多日子」。若為絕症,還會有一句「你們這段日子不要再打算甚麼了,儘量一起開開心心吧」。這些都是有道理的,誠然,如果明知時日無多,為甚麼還要為其他事煩惱和進行共同計劃呢?買屋、買車、搬家、到大學進修等等為未來幾年打算的事頓時要按兵不動,因為未知素太多。或如上述處境,如果故事裡的母親真的只剩下幾個月,為免子欲養而親不在,自然要放下工幹的事。不要說病患那麼傷感,很多人們平日做的事,也會因為短期前景不明朗而擱置。假如工作不順利,有可能要轉工,我們不會置業(在北美尤甚,因為地方太大,不知會因為工作去了哪一個州,賣屋也不容易)。

在這類時刻,信徒很自然地會慶幸基督教信仰經常提醒我們,在世生活猶如雲煙,轉眼即逝,大家最緊要是著眼於永恆,為神國努力。沒有那麼曲高但還是在宗教裡獲得重視的版本是,大家還是著眼於人生裡最寶貴的事好了,就像關心朋友、照顧家人、多與孩子或父母在一起等等。文化批判一點地說,信仰令我們看破資本主義和保險制度變相引導我們相信的對未來有所掌握的安全感,那安全感令我們以為未來十年、廿年、三十年……,全都在我們預料之內,甚至在我們控制之內。批判這種安全感是護教者或傳教者所樂道的。畢竟今天先進社會裡的生活太強調為未來安排,上至金融工具買賣、下至信用咭購物,社會教導我們的,未來彷彿也是手裡資源之一,可以用來生財,亦可以用來買今天的方便。然而,不說十年八年,單是明天如何,我們還是沒有掌握。或許明天我們會在乘車或飛機時遭遇意外,或許明天醫生說原來身體裡已有一腫瘤,大概只剩下幾個月,或許明天某城裡出現恐襲,死了某國元首,引發全球金融風暴,令很多投資者血本無歸。

然而,看得出人生在世沒有那麼多對未來有所掌的安全感固然是重要,但太強調一切無常,連短暫未來也變幻莫測,卻又會令人無法活下去。這一點,似乎在教會裡很少人留意過。而最突顯這一張力的,是有關「主再來」的教會思想。不管神學理論如何變化,在教會裡最流行的基調仍然是,基督隨時會再回來,「主必快來」,「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太九37-38)。請問,在實際操作裡,這教導如何可以真誠地實踐出來?真心相信這教導的人所面對的處境就會像一個身患絕症的人(或其身邊的人)所面對的處境那般,感到沒有明天,因此要在今天做自己認為最重要的事,到一個地步,為當下耗盡手裡一切資源,顧不及明天傾家蕩產。

假如信徒讀者還未感受到那個張力,可再想得具體一點:若然如此,為甚麼還要計劃花幾年時間讀書?為甚麼還要計劃結婚生子?為甚麼要想著做甚麼方能升職?為甚麼還要計劃蓄錢買樓?為甚麼還要爭拗十幾年後的社會政治、為甚麼要籌錢建堂?…… 一切牽涉到幾天之後的事的,都會是太遙遠了。假如你正在計劃這些,你怎能同時告訴自己,明天如何我們還不知道?你怎能向自己解釋,為甚麼你還不丟下一切來活得像沒有明天?

有一類解釋是這樣的:「對,明天如何我們還不知道,但我們要負責任地為短期的將來計劃[一年?兩年?]」但這是自欺的,假如你相信基督明天回來(「明天」,或十分短期的將來),或你相信明天世界將有很大變化,你便會撇下一切,在今天儘量做你認為最重要的事,並且不惜為此放棄明天的機會和資源,因此,你無法為明天作出計劃,無法預期資源給明天。在此我想起電視劇集 House M.D. 裡,Dr. House 的好友 Dr. Wilson 曾對一位病人說,原來之前搞錯了,對方根本沒有末期癌症。他以為那人會歡天喜地慶幸自己人生還未走到終點,怎料那人立刻破口大罵 Dr. Wilson 。原來那人因為相信了之前的錯判,早就變賣了一切,現在他無法再過以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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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來,一方面,今天社會經常把未來當成為可運作的資源,即預設了我們對未來有一定掌握,確實是假像,面對絕症或社會動盪的朋友會十分明白。但另一方面,某些宗教論述或所謂人生啟迪經常強調人類對未來毫無掌握,沒有明天,彷彿要體會那點才能得到生命的慰藉,亦會是另一種假像,不切實際;也因如此,人生打擊出現時,信徒仍然與其他人一樣會感到措手不及,他們慌張是正常的,因他們對未來的一點點期朌被打亂了。也許正確的態度──亦可會是正確的信仰態度──只能在兩個極端之中自行找個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