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聖灰星期三思考悔罪

在基督教傳統裡,這星期三叫做聖灰星期三(美國時間現在仍是星期三!),遵守這禮儀的信徒會為自己的罪懺悔,思想自己不過是塵土,並且立志禁戒一些惡習或飲食。本文欲借此機會討論幾個有關個人或群體面對自己罪過的現象。這些都是我從觀察近幾個月的國際或香港基督教新聞裡而得的感想,那些新聞包括各地天主教會神職人員的性侵醜聞、美南浸信會在過去二、三十年的性侵醜聞、芝加哥超級大教會創辦人海波斯牧師的性侵被獨立調查小組裁定為指控成立、黎明博士指出香港突破滙動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手法不當以及香港循道衛理教會會長在聲明裡不妥當的言論,最後,還有圍繞著善樂堂的各種大大小小的爭拗。

一,犯事人與包庇者,誰的罪更重呢?

在上述多個性侵個案裡,我們不宜把焦點全都放在犯事人身上。犯事人固然要得到應有的懲罰和阻嚇,免得他們日後重施故技。但更關鍵的可會是相關組織裡認識犯事人的那些管理層人物,他們為甚麼竟然會不斷縱容和包庇!而且,在醜聞被揭發後,這些管理層人物往往不須引咎辭職,甚至他們是誰也未必有人調查,他們仍然可以如常地管理教會組織。這是甚麼道理?

這在天主教會多年來的醜聞裡最為明顯,現在人們越挖越深,不斷傳出有樞機或主教在過去數十年裡故意隱瞞與包庇,公眾大怒。美南浸信會雖然強調堂會自主性,有比較多藉口說總會管不到個別堂會的事,但報章揭發出來的,卻是有教會管理層──包括總會管理層的牧師──明知某某傳道人有性侵傾向或行為,竟任由他轉往其他堂會事奉,並且把推薦信寫得十分漂亮,隻字不提性侵的事。那些犯事人有部份最終被判入獄,但緃容和包庇他們的教會管理層呢?就算法律上無罪,他們可以於心無愧嗎?即使是退休了或從事奉崗位裡退了下來,他們仍然應該受到公開點名譴責和懲罰吧。我懷疑,這些罪惡之所以能在幾十年裡不斷發生,是因為有犯事傾向的事奉人員發現管理層原來是隻眼開隻眼閉的,那麼他們當然便有恃無恐了。

二,道歉與面子

在起首時提到的眾多教會事件裡(包括與性侵無關的那些),我們不難發現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那些人或組織傾向掩飾,傾向認為事件被揭發或被傳出去的話,會影響個人或組織聲譽,影響了自己要打倒某某人的氣勢。這也是教人大惑不解的。人人皆有罪,有罪應當認罪,這些豈不是基督徒的常識嗎?豈不是最基本的動作嗎?為甚麼他們的表現倒是極度介懷個人或組織形像,因此努力左閃右避?

以組織為例,組織裡有那麼多成員,你總不能確保每一個人在每一個處境裡都有正確的行為表現。因此,人們其實不會那麼怪責你組織裡發生了這種事,人們最怪責的,倒是為甚麼你的所謂危機處理只是努力保護面子,而沒有向公眾展示組織不容忍這些行徑的決心。在此不妨想想商業機構,那些大公司裡總會有員工犯錯,甚至是管理層犯錯,或違反商業倫理,有些被法庭判了罰款等等。假如它們在社會輿論壓力下或法庭懲罰下從善如流,致力改變這些錯誤行為,幾年後換了另一批管理層,關注社會責任,人們對它們的評價就會回升,甚至比醜聞出現前的形像更加正面。

這裡的教訓是,即使你真的很愛面子,你應該要明白,以最積極和透明的方式處理組織裡的錯誤,或以最積極和透明的方式處理自己的失言,才是最能保存面子甚至提高形像的手段。社交網絡令資訊流通,閃避言責或在公開聲明的細節裡意圖推搪,是很容易被人察覺和張揚出來的。或有讀者回應說,為了面子來道歉也不真誠,上帝不會接受!對,但我這節的重點是,即使有些人沒誠意,只想保存面子,他們保存面子的手法也實在太愚笨。這突顯他們愛面子到一個地步連半點工具理性思考也沒有。

三,承諾的意義

當甲向乙承諾做某件事,而乙最終沒有做到,或只做了少許便草草了事,甲當然可以批評乙食言。這裡最明顯的例子,要算是黎明博士描述中的蔡醫食言。我們不難發現很多人都是這樣,我近來也遇過兩件這類事件(不交代細節了)。然而,有一些教牧、教會領袖或意見領袖卻不是這樣想的,他們彷彿早就忘記了,當他們承諾別人的那一刻,他們就是自願把一個責任加在自己身上,因此他們食言後受到批評,並不應該視之為別人對他們過度挑剔、缺乏好憐憫之心,而是他們沒有尊重自己的承諾,甚至忘記了自己的承諾。這麼簡單的道理,其實任何人都懂,而且聖經也有談過:「 我兒,你若為朋友作保,替外人擊掌,你就被口中的話語纏住,被嘴裡的言語捉住。」(箴6:1-2)(人與人交往總會涉及承諾,因此,這段經文的意思並不是禁止大家向別人作出承諾,而是要我們明白承諾背後的意義,謹而慎之。)

上段只是泛談承諾,現在我們可以想想性侵個案。上節談到,面對有性侵醜聞爆發,組織儘快訂立相關行政指引是十分重要的,不管出於真誠抑或面子,好歹都要作。然而,訂立了相關行政指引後,便要落實執行,顯出誠意和尊重,不能單單當那些指引是避免日後被人告上法庭的「護身符」。

四,自我省察

思考了上述三個常見問題後,我們要反省,假如自己落入相似的處境,會否作出同類的錯誤行為?我們要反省自己是否也成為了不肯認錯的「老屎忽」(這用語是「性/別公義委員會」創作的),千萬不要只見別人眼中的刺,卻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

在教會圈子裡,越是強調眾人皆醉我獨醒和自己是真教會,或越是多指摘別人犯錯的人,就越無法放下身段來承認自己也有犯錯。這兩類人與道德光環和宗教光環走得太近,貪戀了也不自知。漸漸地,道德和宗教論述在他們手裡變質成為權力的工具,主要只是用來建立自己的小圈子或打擊對手,論述裡不再包含自省的部份。在我看來,與善樂堂紛爭有關的各方人士正正缺乏了自省,令事情毫無必要地複雜化。

日前在朋友那裡看到一席話,很適合放在這裡作為結語,但我會略作修改,如下:

「在戰場上,有誰比那些充滿道德感召和宗教感召的人更凶猛殺敵?……自古以來,以道德和宗教來合理化自己的行動,一直是復仇的最大朋友。」

原文裡沒有「宗教」一字。出自《敵人的倫理》一書,作者為Donald W. Shriver, Jr.,紐約協和神學院前院長。

香港信徒可以如何開始思考後真相文化

這兩天在臉書裡看著一些人粗淺地講後真相時代和香港教會,我感到嘆息,特別是,用「大家要努力求真」來回應後真相時代,根本就無視其中的文化結構問題。想了想,不如寫一篇短文分享這個想法,或許對讀者也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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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政治範例

要了解後真相的現象,不得不先以政治文化作為範例。後真相時代與美國政治尤有密切關係,The Economist 在特朗普當選前後正正有一些專文講論這問題。必須要深究的問題是,美國左右兩派為甚麼發展到無法對話?為甚麼敵意越來越強?為甚麼好像你走進任何一個圈子,都會覺得他們有道理,彷如天經地義的,然後必然聽到數之不盡的陰謀論,對別人動機的猜測必然最終指向他們是詭詐非常的天大罪人?為甚麼假新聞當道,令人難以分辨?為甚麼特朗普可以毫不羞愧地撒謊,而國會和人民裡即使有人認定他撒謊,卻又不當是甚麼一回事?

按上述範例,稱得上後真相時代,在或香港教會裡,大概首先要有至少兩方意識形態陣營出現,然後他們互相角力,欲排斥對方。他們各自擁有一定的媒體平台和論述生產機制,以致他們可以不斷指控其他各方扭曲事實,並且推出無數陰謀論,對別人動機的猜測必然最終指向別人是詭詐非常的、破壞整個世界秩序的天大罪人。如果甲方佔上風,擁有最多媒體平台和論述生產機制,其他各方就會認為真相或社會主流接受的真相或真理是被甲方創作出來的假象,他們決不接受,他們要生產另類事實,另類真相,並且爭取曝光,令他們的另類真相成為主流。玩得高層次(和瘋顛)的,會像美國右派人士那般,連公立學校的課程也批評為存在太多偏見,堅持子女有權留在家裡接受另類課程教育(有關那些人拼命修改歷史書的例子,請參拙文,學術失德──講座後感)。並且,只要你有錢,你就可以開辦一間大學,在那裡只單單推崇、教授和研究你認同的意識形態。有意或無意地,他們就是這樣把真相或真理謀殺了,大家都不相信有任何客觀可達致共識的真相或真理。那圈子裡沒有全情投身某些其他陣營的人,有些感到很迷恾,經常後悔自己跟車太貼,越來越不敢相信任何人講的話,彷彿世上已經沒有真相。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就像特朗普)學懂怎樣玩弄各陣營,令自己成為贏家,對他們來說,真相或真理是無意義的,他們只須要在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狹縫裡醒目地借力打力,乘機上位。

假如這描述大概準確,讀者應該開始明白到,堅持自己最重視真相,然後嘆息別人故意誤導,再推測別人有不良動機,呼籲大家要注重真理,可會是壓根兒不懂得後真相時代的複雜性,甚至不為意自己仍然是當局者迷。因為在那些意識形態陣營裡的各方,所有人都自詡「最重視真相,然後嘆息別人故意誤導,再推測別人有不良動機,呼籲大家要注重真理」,你跟他們有甚麼分別?為甚麼要認為眾人皆醉我獨醒?

二,香港教會傳統媒體

假如後真相時代幾乎必然地牽涉論述生產,我們便不能避談媒體。在這節,讓我先談香港教會裡的幾份主要傳統教報。

多年來我有批評香港主要幾份教媒全都是十分強烈地議程主導的,假如你讀教外媒體如《明報》,你會期望讀到(相對地)多得彷彿包羅萬有的多元資訊,包括不同立場人士的言論,但在教報裡你會自動調較期望,絕不會預期在教報看到某類資訊。某類立場的人若不是絕對沒機會獲邀請寫專欄,就是不敢來投稿(因為怕被其他立場的人圍攻,而那些立場的人也頗鮮明地有這唬嚇的意圖)。這自動調較太自然了,到一個地步,十之八九的信徒已經覺得不是問題,反認為信仰審查乃天經地義──不純正的思想當然沒資格在教報出現。然而,純正與否的尺度由誰決定,界線劃在哪裡?例如,是否只容許最保守的福音派或靈恩派思想,抑或也能容忍主流宗派,或天主教,或東正教,則幾乎沒有人會深究。換言之,這裡隨時是只有一小撮人操控著香港信眾可以知道甚麼,不可以知道甚麼,並且他們不用向甚麼群眾問責。如此,在那圈子裡,講到「似層層」彷如事實或世界共識的東西,隨時摻入大量偏見和主觀詮釋,而大家毫不自覺。

另一個可以讓我們窺見教報如何嚴重地受意識形態影響的,是它們的新聞報導選材。一方面,我們可以體諒,辦報需要大量人手和財力,在最主要的幾份教報來說,這仍然是難以應付的(君不見某些報刊每年都要緊急呼籲捐款),因此它們的新聞採訪份量不成比例地少。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發現,各大教報其實沒興趣把很多事實報導出來,這十多年來,令我時常取笑或苦笑的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巿,香港人散居世界各地,香港教會的教報對香港和中國以外的基督教新聞卻極度不感興趣,它們頂多每星期報導數篇。而且,那些新聞來源幾乎清一色地都是外國某些基督教流派裡意識形態強烈的組織。這是為甚麼在信仰百川裡我會致力推動有多些國際基督教新聞報導,並且來源絕不能局限於某幾個保守美國基督教組織,報導出來的事件未必能討大部份讀者歡心,符合他們慣常理解的基督教,但至少讀者應該要知道國際社會和教會裡,人們談論著甚麼事。

簡言之,香港教會媒體的存在,主要並不是作為一種新聞專業,倒比較像是意識形態宣傳機器。這些毛病,未必直接就是染上了後真相時代的惡習,畢竟十多廿年前已經有這些惡習出現,但這些毛病卻絕對能夠成為後真相文化的上佳土壤。在此,我還未講到神學院作為基督教神學論述生產場所,也有鮮明的意識形態造成的藩籬。相關討論請參考我在 2015 年寫的一篇文章〈神學與其他學科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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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教會裡新興的網上媒體

近這十年,香港教會內出現了一些新媒體,「媒體」在這裡定義是要寛鬆的,要包括兩、三個人自行成立的定期發佈的網台節目。要了解這現象,須先看大趨勢,即那些生存於社交媒體的不限於宗教的新聞媒體之所以冒起的原因。這現象一方面可以歸功社交媒體盛行,在那空間裡需要有新的方式傳達資訊,另一方面也因為香港社會政治越來越壞,主流報章開始多噤聲或甚至媚權,令人們想用其他途徑繼續自由地表達其他想法。這背景會帶來一個未必是預期的後果,就是人們在網媒文化下,比較容易接受口語化表達,也比較容易接受主持人「勞氣」地口誅筆伐,粗口或其諧音亦變得多人接受。當那些新聞媒體搞得起,信徒們回望教內媒體還是死氣沉沉,某些八股內容廿年如一,意識形態森嚴,又會間中刊登一些河蟹文章,令人嘔心,自然也「勞氣」起來,想自己搞一個網上媒體,以罵人或食花生起家。即使他們未必有專業訓練,報導和寫作能力欠佳,甚至十分主觀或滿口粗言,他們卻又能夠越做越旺,成為話題生產者和推動者,原因正正就是,傳統教報無法或無意在它們一直缺席的議題和內容上做甚麼補救工作,令很多信徒死了心。

如此發展下去,便有可能出現美國社會那種每個或大或小的圈子都堅持要有自己論述和自己媒體的格局,各自擁有和發放「真相」,漸漸地,人們彼此間的信任會崩潰,只剩下無盡猜疑和陰謀論。在火上再加油的是,不論在美國抑或香港,很多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樂意投身成為小圈子或小媒體的重要論述生產者,他們花在資料對證和直接與不同意見人士溝通的時間未必很多,也不覺得有必要把大量資料以最學術方式表達出來(君不見,最懶惰的清談錄影,竟成為他們最常用的表達方式),他們倒花費大量時間在不同渠道用陰謀論批評他們不同意的人,並且越講越情緒化。美其名是分析獨到和精細,只有他們才看得出某某原來是壞蛋一名。這無疑讓不同小圈子的人有一個學術光環,強化自己的偏見,加速整體互信的崩潰。

四,建議和反思

總結以上所說的,在香港教會裡講後真相文化的憂慮,我會建議多從香港教會本身對知識、新聞、事實等論述的處理和偏見入手。並且,切勿採用一種「我們這一小撮人是免疫了的」心態,以一個旁觀者方式去批判,倒要承認自己應該全都感染了這病毒,要批判就要從自身開始。另外,請留意,上述講的全都是社會文化大趨勢的問題,不肯定這能否淪落為套用在一間小堂會因為發生了爭議、在網上被人狙擊和誤解的事情上,彷彿他們為了自辯才抬出「我要有先知觸覺地批判後真相時代」的口號,並且彷彿假定自己是免疫了的。說回重要的大議題,當我們擔心香港教會漸漸墮入後真相文化,當我們嘗試首先由自我批判作反思,便可思考以下問題:

(1) 在美國社會裡,各大報章背後並沒有相同的金主,在自由巿場競爭下,他們即使各有偏見,相對地也算是比較容易互相指出對方的錯誤、偏見或誤導,互相做 fact-checking ,大量資料都是公開的,人們可以自行查證。那麼,讀者只要肯多讀幾個媒體,洞察力有望漸漸提升。然而,在基督教內,尤其香港的,教內媒體沒有鮮明的競爭關係,也出於面子不會動輒互相批評,甚至,背後的董事或顧問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同一小撮靈魂人物,它們的質素和可信度由誰去保證?信徒們可以怎樣察覺和跳出偏見?

(2) 即使美國媒體有上述自由巿場的自我調節,右派人士仍然不斷批評媒體普遍左傾,他們有些甚至怪罪大學教育也普遍左傾,因此斷定大學訓練出來的新聞從業員本身有強烈偏見。然而,難道我們找一些沒有傳媒訓練的人來擔任那些工作,就會做得更好?請問在香港教會媒體裡工作的人,有多少曾經接受過新聞或傳播學訓練?他們對傳媒操守和使命的理解究竟是怎樣?我們認為現況是可接受的嗎?

(3) 說到專業訓練和立場影響論述的問題,新興小網媒在這方面的質素其實更惡劣,絕大部份網上影片或文字,資訊含量偏低,倒有大量情緒化元素。尤其那些沒有剪輯的清談節目影片,片長動輒兩、三個小時,但其重點往往可以在半小時內講完,並且某些重點未必有經過仔細查證,表達方式亦粗劣。因為容易出錯和建構得粗劣,別人會抓著某幾個字眼大造文章,漸漸地,各方為著這些小事又可以各自製作幾小時的清淡節目互相對罵,每次都要罵到青筋暴現,沒完沒了。(我以為學術訓練教曉我們不要淌這些渾水,但一些學者卻樂此不疲。)然而,新興小網媒猶如雞肋,本應揚棄,但卻棄之可惜。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生存價值,主要是因為教內傳統大媒體不知何故總是少談或不談某些越來越多信徒關心的事(例如近月的教會 MeToo 事件),這替小網媒製造了穩定的巿場,科技的便利亦降低了成本,令小網媒必定會繼續存在,甚至壯大。那麼,一般信徒應如何面對這混亂局面?如何看待新興小網媒?可否做駝鳥,裝作不知道有其他媒體和聲音存在,一味罵那些是假新聞,質素低劣?抑或一視同仁,甚麼也照單全收,假定各方的資訊都是高質素的?小網媒的質素有誰可以監管?小網媒在這些生態裡,可以怎樣建立自己的信譽?可接納誰去監管?

(4) 在社會裡的傳媒界,有一群專業分析員或評論員,他們的角色是重要的,他們幫助讀者在大量資料裡整理出思路和重點。並且,這群人為數不少,讓我們毋須過份信任某評論員,可在各評論員的不同見解裡建構自己的看法。可惜的是,在香港教會裡,幾乎沒有這類人存在。不是說沒有人發表意見和評論,發表意見和評論的人,數量其實正在增加的,但問題是,我看不出他們發展到應有的高度。(這裡說的評論是宏觀和有分析深度的那些,不是專欄散文分享,後者的門檻當然低很多。)

(5) Fact-checking 和資料公開流通,本是對應後真相文化的重要工具,因為人們可以嘗試自行求證(至於人們早就變得疏於求證,則是另一個問題了)。美國新聞界發展到一個地步,在總統或重要國會議員發表演講後一、兩小時,便能羅列出演辭裡弄錯了的事實資料,並且有出處為證。但在香港教會裡,這又是另一死症。單以過去幾個月裡有關善樂堂和突破滙動的重大爭議來看,涉事某方人士均會用不同理由(藉口?)拒絕提供更多資料,又有所謂「擠牙膏式」發放資料手法,有些甚至停止對話和回應,拒絕牧者善意關注,令關心事件的人無從掌握全貌。其實他們有沒有想過,每一次拒絕讓資料公開流通的舉動,他們就是親手把教會再推向後真相文化的方向?

(6) 後真相時代對社會造成最大的破壞,是人們互信程度越來越低。由於我不信任你,我看到你發表某些我不接受的言論,我便會自然地開始用陰謀論看你,認為你準是為了名、利、權、色等等不良動機來說那些話。猶記得 2018 年底,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人選 Kavanaugh 在國會聆訊裡辯護自己年少時沒有醉酒和沒有性侵時,電視台一些主播分享他們的不同意見,其中一位來自保守派的主播跟其他主播不斷地說(大意):「現在的問題正正是,保守右派的人不會信任民主黨人講的任何說話,一切只是政治小動作。」同理,現在美國和香港教會醜聞不絕,教牧的信譽度不斷下降,信徒在網上發聲的成本又低,自然會表達出大量陰謀論。這個信譽崩潰的現象,需要各方教牧和信徒認真探討和處理,否則情況只會越來越壞。

近日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讓我抄出其中一句話作結:「紐約時報亦綜合了多位心理學家及哲學家的意見,作出 5 項討論建議:聆聽比述說重要、不要預設立場、身體語言盡量禮貌、勿為爭執而爭執、敢言亦需敢聽。」 〈如何說服「後真相人種」?〉

別人誤解你福音派,又如何?

日前,一位美國保守福音派學界朋友批評世俗傳媒不懂福音派,政論分析不準。誠然,很多保守美國信徒喜歡帶蔑視地說,非信徒或甚至沒有那麼保守的信徒經常誤解他們,這尤其流行於大家分歧較多的社會文化政治議題。這也不只在美國社會裡出現,過去幾年間在香港裡有梁文道、李怡、練乙錚等撰文談過基督教,他們很多時在教內多被批評為不懂基督教。

我對這種態度是不以為然的。好的,就當別人真的弄錯了一點,但那又如何?在本文,我會解釋我這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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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甚麼總會出現誤解?

別人有誤解,其實不意外,因為基督教有二千多年歷史,保守信徒要訴諸這個那個教父或神學論述(雖然那些論述與今天的保守福音派思想亦不盡相同),一定找得到,而別人亦很可能沒有讀過,沒有為意過。更重要的是,當今保守福音派有一個本應是要感到尷尬的特色,那就是人家好端端已發展了良好的制度或思想,他們卻偏偏不要,堅持自己閉門造車。(我曾撰文討論過學界裡這種藩籬,例如自設大量小型宗教學術機構。)那麼,論到任何範疇的事情,他們都要讀自己人寫的書,鑽研自己人弄出來的論述;又由於在美國他們人數不少,文字累積越來越多,足以讓他們在自己的教會世界裡互相糾纏幾十年,做個博士研究再終生鑽研下去也可以。例如,在Google 裡你可以輕易找到大量以魯益師為題的博士論文研究。又或者,任何最簡單不過的道理,保守福音派總是愛找個他們認可的神學家(巴特?莫特曼?等等)來背書,彷彿找不到的話,那個簡單的道理便不再簡單,無法接受。這樣,又可以寫幾本書的了。

如此,人家不能通曉這群人所謂的最正宗的福音派政治/文化/社會/倫理論述,或無法根苗正紅地引用某某著名神學家,實在正常不過!(也不要忘記福音派中間有極多爭議,有時根本沒有正宗可言。)就算有人曾經熱心於福音派,活了廿多年(由少年到大學畢業後發展自己專業的頭幾年),一旦受夠了,想進入更大的文化世界裡,他就會沒時間追看福音派自己製造出來的大量論述。誠然,在美國所謂世俗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裡,是有基督徒新聞分析員的,甚至有牧師或神學教授投稿。但他們中間不少人正是我剛才描述的「前福音派」信徒,於是由他們寫出來對福音派不太同情的東西,福音派人士又要不滿,總之就是批評整份報章都是世俗的、自由主義的、不懂福音派的。

但問題是,人家那個認知不足或誤解究竟有多嚴重,需要用這方式打發掉?會否有時候,人家的分析雖不中亦不遠矣,但卻被一些信徒用「世俗傳媒又誤解我們」來迴避真正問題?例如 Franklin Graham 和 Jerry Falwell Jr. 的政治言論甚具爭議性,但每當有評論說那反映美國福音派有問題,某些信徒就會不高興,他們往往推說福音派又被誤解,被一竹竿打一船人。然而,正視一下自己福音派內部的矛盾會否是一個更恰當的回應?誠然,在我觀察裡,就連老牌福音派喉舌報《今日基督教》也不敢跟這些群體及其言論劃清界線,甚至欲拒還迎。這反映出福音派信徒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建構,確實受到威脅,人家即使沒有 100% 精準地指出來,也絕對沒有無的放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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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又認識多少別人的思想?

持平點說,保守福音派信徒又有多少人學習過自己圈子以外的思想?有些宗教文化思想(例如佛學、伊斯蘭教等)博大精深,流派眾多,窮一生也研究不完。但在教內究竟有多少人(包括學者和評論人)理會?倒是有不少人自以為可以用一、二千字的篇幅或一個課堂的時間來充份交代。就連今天所謂世俗社會普遍接受或討論的倫理思想如效益主義和義務論等,我們也可以鑽得仔細點,然後發現人們多有誤解(例如論者愛批評效益主義要求人們無休止地計算,我曾撰文指出這是誤解)。如果在這裡有信徒讀者認為不需要每次都要把門檻推得那麼高,他不妨反問自己,在上一節我描述的情況裡,他會認為應該把門檻推得那麼高,然後批評世俗傳媒又誤解福音派嗎?

再進一步,我們要問,當一個認真的福音派信徒要那麼致力研讀自己福音圈子裡的論述,我們豈不有理由相信,他並沒有足夠時間認識和暸解世俗社會的精神和思想?讀者不妨撫心自問,在一些倫理或做人處世的事情上,除了努力嘗試在一大堆聖經經文裡疏理出原則來,自己還懂得用其他方式來思考和分析嗎?以我所見,今天很多教會的「教導」已經「成功」地令大量信徒只懂前者(或以為自己懂前者),對後者卻一無所知,也當然絕不會欣賞後者。

三,結語

我不想糾纏於誰對誰有更多誤解,或誰更應該多點認識別人,因為要花大量篇幅,亦不容易說服很多人。那麼,只好老套一點,各打五十大板,鼓勵大家多點互相尊重,嘗試互相認識。一味表達不滿或取笑別人誤解自己,而不反思更關鍵的尊重、持平和對話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值得建議的態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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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順便一提,談到批評別人聖經知識或神學知識不足,在教內也要論資排輩,普通信徒被導師批評弄錯了,導師被牧師批評弄錯了,牧師被神學院教授批評弄錯了。但這往往會變成一種自義和捉錯用神的行為現象。

[2] 這一點也適用在很多別的事上。例如近月教內的善樂堂爭議和突破處理性侵的手法備受批評,某方總是一味推說別人誤解他們,但卻絕少主動尋求溝通。另外,近日我錄製的三集「道德相對主義」節目也正正談到思想立場分歧下應該學習多點對話,多點了解別人的想法,而不是一味批評別人相對。

也有宗教勒索的嗎?

今天在臉書上學習到哲學新知。友人傳閱一篇賴天恆著的〈你今天被道德勒索了嗎?〉一文(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685/2627912),該文介紹Simon Keller 教授在 2016 年於哲學期刊發表的關於道德勒索的論文。可能因為今年曾經受過情緒勒索,我對這課題甚有興趣,喜見原來已有哲學人發表相關哲學論述。在本文,我嘗試按賴文的內容,狗尾續貂談宗教勒索,也回應臉書朋友一些相關發問。(稍後才有空讀 Keller 的原文,希望 Keller 在原文裡沒有談過宗教勒索。)

一,宗教勒索的定義

按賴文所說,勒索結構是這樣:「改變一些情境,使得妳如果不做我要妳做的事情,妳就得承擔妳所不願意接受的後果。妳不願意承擔那些後果,因此必須屈服於我的意志。」在文章別處又說,「道德勒索的最大問題,在於藉由改變道德情境,不正義地分配了道德義務。」因此,宗教勒索會是:

「改變一些情境,使得妳如果不做我要妳做的事情,妳就得承擔妳所不願意接受的宗教後果。妳不願意承擔那些後果,因此必須屈服於我那不正義的意志,令妳負上更多宗教責任。」(香港某些信徒動輒強調「宗教」與「信仰」不相同,但本文不會作出這區別。)

在這個勒索的定義下,可會有宗教勒索嗎?我認為是有的,還可分廣義和狹義兩類,因為廣義地理解,宗教價值必然包括道德價值和人際關係(這包括了情緒)的價值,狹義的宗教價值卻不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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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義宗教勒索

廣義地說,宗教價值關乎所有道德和人際關係,又或者,很多信徒實踐道德價值時的動機是十分宗教性的,所以任何情緒勒索也同時是宗教勒索,任何道德勒索也同時是宗教勒索。在這廣義理解下,稱某一勒索為宗教勒索,並不因為相關價值只會是信徒才關心,而是因為相關價值在宗教裡也是重要的,或以宗教為實踐動機,並且該事件是在宗教場境裡發生的。例如「假若你不承擔這事奉崗位,多年看著你成長的牧師和導師會對你很失望!」是情緒勒索,也可同時說是廣義宗教勒索。「把孤兒留在教堂門口,逼使教會以其資源接手照顧(或分配別處)」會是道德勒索,也可同時說是廣義宗教勒索。相似的一個假想例子是,一大群無家者來到某教堂,要求住宿和食物,假設原來是當地社區把無家者引導至那教堂後便甚麼都不願作,只等那教堂接收那些無家者。這就構成了道德勒索,也可同時說是廣義宗教勒索。

同樣地,「基督教機構在一些事工進行期間,長期欠薪,同工為免事工受影響,被逼變成義工地做下去」,會是道德勒索,也是廣義宗教勒索。說到機構,香港某基督教機構經常推出極大型的事工項目,例如搞電視台或組探險隊,他們呼籲信徒捐錢支持時,總會說一切都是為了傳福音,然而,相信不少有捐錢的信徒心裡想著的還有另一個原因:不願看到他們那些極度破費的事工倒閉,有辱主名,因此唯有支持下去。這極有道德勒索之嫌,也有廣義宗教勒索之嫌。同類與捐錢有關的,是教會高層一意孤行要擴堂,要求信徒承擔巨大財務壓力。

又例如,假設某教會在創辦初期,牧師願意不支薪水地義務工作,過了幾年後會眾其實有財力支持牧師,但卻遲遲不這樣做,牧師為了不影響教會發展,唯有繼續這樣義務地做下去。又或者,假設某教會有一位全職傳道人,教會發展迅速,需要有更多牧者,但教會不想花錢,結果傳道人一個人做三個人的工作,變相被剝削。這極有道德勒索之嫌,也有廣義宗教勒索之嫌。

最後,信仰百川作者 Sunny Leung 曾撰文詳談「上帝的情緒勒索」(http://faith100.org/zPhCL),舉出很多教會生活上的例子,讀者不妨參考。在本文的用語裡,我們可稱那些為情緒勒索,但也同時是廣義宗教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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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狹義宗教勒索

狹義地看宗教價值,則會是一些幾乎與情緒和道德無關的價值,但在宗教觀裡卻極其重要,因此只會信徒才會關心。例如教會聲譽或宣教成敗等價值。例如今年十月天主教承認中國政府選立的主教,很多評論員就認為,如果教宗不從,教宗便要面對他很不想見到的局面--「中國的天主教群體分為兩個」(這大概正是他官方的理由),因此教宗自覺必須屈服於中國的意志(他當然口裡不會承認是屈從)。又例如,在電影《沉默》裡日本政府以殺害日本平信徒的手段,逼使歐洲來的天主教宣教士公開放棄天主教信仰。

四,網友問題

有網友問,「如何區分勒索與神的警告?」誠然,在基督教內,如果某行動被定性為上帝的要求,或警告,不論喜歡與否,信徒必然會覺得要作出那行動。但這裡談的宗教勒索,不論廣義或狹義,都是有「人」改變一些情境,令信徒或教會不得不服從那人的意志,構成不公義。因此,問題就變成那個「人」能否施展渾身解數令信眾覺得他對情境的設定等同了上帝對情境的設定。有時候那人是成功的,例如我上面提到的機構呼籲捐錢例子,真的有很多香港信徒長年捐錢支持。

另一問題是,「勒索與 sins of omission 有甚麼分別?」宗教勒索錯誤的地方是有人改變了情境,逼使信徒基於宗教良心不安而做一些你想他們做的事,因此應該與 omission 不盡相同。然而,如果我們在定義上放寬一點,的確有可能出現 sins of omission 的。在第二節我提到一個類似歐洲難民問題的假想例子,我們可以修改如下:「一大群無家者來到某教堂,要求住宿和食物,那個聚集並不是當地社區促成的,但社區的人發現後亦不願作任何事來幫忙,只等那教堂接收那些無家者。」在這個案裡那社區的人就犯了 sins of omis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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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本文只是讀到道德勒索這概念後的零碎後續思考,主要討論宗教勒索會是怎樣的。至於怎樣面對,可能讀者要回看 Keller 教授的討論了。

知性德性--略論教內爭吵

徇眾要求,我把一個簡短的臉書 status 分享貼出來,由於還有其他事要作,恕不作太多增補了。明白的就明白,不明白的可以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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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認為德性是過多或過少之間的中道,大家常聽的是道德上的德性 (moral virtues ) ,例如節制,但德性也有知性思考的類別,即所謂知性上的德性 (intellectual virtues) 。舉個例子就會明白。過份輕信別人固然不智,但偏執己見也同樣不智,在過多信任與過少信任之間的中庸之道,才是德性,叫做思想開明。又例如,命題 P 是命題 Q 的證據,但那不是涵衍關係,即P makes Q more likely to be true, but not always true。正確思考態度是分析那支持度有多少,不應該因為確定命題 P為真後,便盲目地認為命題 Q 必然真實,無可置疑,或堅持證據仍然太少,絕對不予考慮。在亞奎那 (Aquinas) 的努力下,天主教道德哲學跟隨了亞里士多德這思路,強調做人必須要有注重真與善的實踐智慧 (practical wisdom) ,必須要辨識那個中庸之道。基督新教徒對此並不重視,殊堪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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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教會裡的光怪陸離事件,我覺得皆可以用這進路來分析。我多次說過人們經常濫用「先撩者賤」,這可視為缺乏知性德性的問題(也會有道德德性問題,見下段)。甲得罪乙,乙有理由不滿和反擊。但我們經常觀察到的是,乙用不成比例的方式和力度來反擊,或堆砌不成比例的罪名來報復。這猶如小孩甲摑了小孩乙一巴掌後,乙竟然走進家裡拿爸爸的手槍出來射殺甲!「先撩者賤」或「我是可憐受害人」可以是真的命題,但這理由支持到多少下一步的判斷和行動呢?認真思考下,你會發現很多時是無法支持那判斷和行動的,但人們早就拒絕思考得這麼遠。

 

試問,財務不善和牧養不妥貼之類的罪,為何會嚴重到可以動用「逐出教會,不得崇拜」的懲罰?拿著幾塊木頭,連最想證明方舟的七日創造論「科學家」也不樂觀,怎可以急急聲稱已經有99.9%機會率找到了挪亞方舟?一、兩篇短文裡的錯誤,犯得著用幾萬字來反駁嗎?假設基督教理應反同,但推動這議程的手法必然要是美國宗右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嗎?稍有幾次言論表示不想太鮮明地與建制對著幹,為甚麼可以立刻被炒作為「投共」?正如一位網友提到,聖經裡「以眼還眼」的教導本來就是說,傷了別人的眼,頂多只還眼,不能追討更多,這才是公義;但我們在眾多「先撩者賤」事例裡觀察到的,倒是「以命還眼」。(這裡還有一個人們不想面對的現實:有時候問題不是反擊一方缺乏知性上的德性,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趁機剷除異己。)

 

說回中庸之道和智慧,在以上每一事例裡,人們如何合理化自己的判斷和行動呢?必然是聲稱對方犯了錯,理應受批評或受罰;但他們永遠避而不談的,是那個錯有多嚴重,自己的反擊行動又是否相應地輕重得宜。這正正就是沒智慧的表現。觀乎那些事例,我們不禁要懷疑,今天香港教會最缺乏的,未必是神學或聖經的知識,而是這種審人度事的智慧。不要忘記,我上面列舉的每一例子裡均牽涉博士人物,在神學院任教的也大有人在。但擁有博士學位又如何?缺乏了著眼於真與善的智慧,博士地位只會令人有更強大的演說能力和號召力,對別人作出更不成比例的反擊,釀成更大的笑話或慘劇。這就像美國警察射殺行為可疑的黑人那般,他們總可以說自己有理由,因為對方態度惡劣,因為對方反抗,因為對方手持類似武器的東西……,只要令警員主觀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們便有充足的法理依據開槍射殺對方。你擁有越高的法律學位,你越會覺得警方有理。然而,我們現在都知道那個法理依據思考是有缺憾的,因為會令警察忽視了自己的種族定性 (racial profiling),也令他們不嘗試思考有甚麼令事情降溫的步驟(deescalation steps)可以依循。如果各位不想每次教內發生爭執時出現不成比例的反擊,不想見到人們動輒要「射殺」對手,置人於死地,或許要開始思考怎樣做一個著眼於真與善的智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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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信任我嗎?──教會圈子裡的信任評級現象

昨天有一個聯署到處刊登了,我也有份支持的,那聯署要求突破機構跟進性騷擾事件及道歉。過程中卻出現了一個小插曲,那就是教會圈內一位廣為人知的姓任的人士,經常被直接或間接地問及,事件中被指有性侵的人,會否就是他嗎?他和朋友們只能一笑置之,有些人說,認識他的人當然知道不會是他。觀察到這小插曲後,令我想提筆討論一些廣泛的現象。當然,本文旨趣並非就著這樣的小事無痛呻吟,本文寫作動機是期望讀者能舉一反三,應用了很多其他事件上。

一,信任評級的現象

不論是在某一堂會裡的教牧長執之間,抑或是跨堂會的基督教圈子裡,人們交談的一個主要內容性質,是對其他人進行信任評級。各位撫心自問,在過去兩星期內,如果你曾經跟這些圈子裡的人談及教內事件(例如善樂堂、性騷擾、政治河蟹等),是否總有提到此人那人平日為人如何,因此你不相信他今天會做出這樣的事,又或者是談論某某人其實不是其他人想像中的那麼無私愛主的,他曾做過這事那事云云。這些講法在性質上的相同之處是,(一)對別人的人格或性格進行評級,(二)由此推論他不會做錯某些事,或解釋他為甚麼會做錯某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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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說這些話的,主要不是那些不知內情的旁觀者花生友,而是知情者、評論人、教牧、意見領袖等等。人微言輕的我也經常聽這些話。在善樂堂事件開始之初,已有人在電話裡告訴我,誰信任得過,由那人說是可信任的另一人又是信任得過的,所以來自那朋友的朋友的某個故事版本才是最正確云云。又例如,我知道至少有一位神學院教授很愛在臉書私訊等私人渠道跟別人口沒摭攔地指罵教內人事,內容性質主要又是進行信任評級。由於這些交談多是私下進行的,是在「信得過」的小圈子裡的耳語,即使是這些小圈子裡的人也無法了解有多普遍,並且人們會趁機否認言責。然而,不難想像,這是教內十分普遍的處事方式。知情者、評論人、教牧、意見領袖等等各有本身要關注的工作、堂會或機構,並不是通天曉,他們若要關心其他人事,最終總要四出打聽「收料」,但「收料」過程卻又免不了做價值判斷,而判斷的基礎往往就是自己的消息來源有沒有順便對某些人的信任作出評級。這就是我想談的現象,我對此感到十分憂慮。

二,耳語可靠嗎?

第一個憂慮是,信任評級在任何圈子裡都是難免的,然而,這些耳語中的信任評級究竟有多認真和可靠?各位可有想過,在耳語「遊戲」裡進行的信任評級,並沒有任何核對機制作出平衡。因為你有兩、三位朋友說某某其實不是別人口中那裡大公無私,我就要信任你信任的那些朋友,然後我要開始對某某的觀感減分,最終可能導致我日後不請他來主領我機構搞的講座?又或是相反的,在這些耳語評級裡,我對另一人越來越有好感,因此日後特別給他多些機會,甚至當他或他的組織出事時,我會公開發表文章維護。這些處事手法對人家公平嗎?對整個信徒群體公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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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已有機制面對這類問題,那就是在社會裡設立和肯定傳媒的機制和⻆色,也有大大小小的法例要求一個人或機構有一定的透明度及公共問責性,例如新聞專業人員會對一些風頭人物進行調查和專訪,媒體有平台給人們表達意見和對質,選舉時會在傳媒裡搞公開辯論,誹謗是會被人告的,註冊團體要有財政報告等等。然而,這些機制在教內幾乎可說是不存在的,即使有設立過,也沒有人重視它們。最後,大家唯有繼續玩那個原始和危險的耳語遊戲。

三,保留多點懷疑也是合理的

第二個憂慮是,宗教醜聞和政治河蟹的消息經常出現,它們對教會的破壞是不可小看的。當你想起近年無數的海外或本地的性侵醜聞,甚至還包括神學教授以神學之名性侵女信徒,即使今天在你熟識的圈子裡人人都說甲是好人,你仍然會對甲有一絲猶疑。說不定明天就會爆出甲的性侵醜聞呢!教會內的互信直接和普遍的受到質疑及破壞,是很不幸的,但卻又十分真實。今時今日如果你對教內領袖還不懂保留一絲猶疑,卻一頭栽進去要做堅定的「粉絲」,大家倒要擔心你會受到心靈傷害(甚至還有性侵傷害或財物損失)。

當教會的形像如此受到破壞,我實在不知道教會還有甚麼生存和發展的可能性。但那不是本文旨趣,留待別人思考好了。說回文首那小插曲的事件,我不覺得人們提問犯事人會否是某某時,背後帶有甚麼不敬或不合理之處(無意暗示那人或他的朋友這樣想)。或許這裡真正的關鍵問題是,神職人員和教會事奉人員的光環早就失掉了,明智的做法是對任何人皆保留一絲猶疑。而且,當信徒群體不再是一百幾十的「大家庭」時,我們誠然無法對每一個人都有深入的認識,加上今天社交網絡之便利,讓我們以為結交了很多朋友,「跌眼鏡」和驚訝的情況可說是必然會發生的。

四,性格研究的啟迪

第三個憂慮是,過去幾十年對性格作出研究的心理學者均告訴我們,不宜假設一個人在任何圈子和場合裡均會有屬於某一性格的相同行為表現。例如,某人在學校或公司裡很害羞,但原來在教會裡卻不害羞,因此,不能概括地說「那人是很害羞的」。(有關這點,請參考我在 2014 年發表過的介紹相關思想的文章,http://wp.me/pSl37-Xd。)因此,當你告訴我,你的朋友甲基於五年觀察對乙有某些看法時,我不須質疑甲講錯了或撒謊,但我有理由相信,即使甲忠實地講出他的經歷和感受,明智的人還是不應該因此對乙的性格作出概括性的定論。

若要對一個人的性格和處事方式作出評論,我們需要搜集更大量的資料,然後作出科學化的分析,並且特別要留意不同圈子和場合對當事人的行為的影響。這樣才能得出一個比較公允的定論。不消說,今天在教內幾乎沒有人會這樣做,大家多數都是憑著幾個人憶述幾件軼事,便對別人的品格作出概括性的評價,而且幾乎當了是權威評級,無人可以上訴。

五,結語

俗語有云,「謠言止於智者」,這在今天尤具啟發性。耳語裡進行的信任評級恐怕是無法避免的,但整個信徒群體其實可以和應該設立一些機制來改善處境,大家亦可以和應該多認識如何正確地對別人作出性格評論。

學術失德──講座後感

今天在大學裡聽一個講座,內容令人光火。話說在 2013 年,美國印弟安納州公立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的校長 Mitch Daniels 是一名前共和黨州長,他口口聲聲說支持學術自由,但卻寫電郵表示十分流行的出自著名歷史教授 Howard Zinn 手筆的美國歷史書,不應該再用作高中和大學的課本,因為該書「每一頁」均有錯漏,建構出完全虛假美國歷史。電郵內容如下:

“This terrible anti-American academic has finally passed away. The obits and commentaries mentioned his book,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textbook of choice in high schools and colleges around the country.’ It is a truly execrable, anti-factual piece of disinformation that misstates American history on every page. Can someone assure me that it is not in use anywhere in Indiana? If it is, how do we get rid of it before more young people are force-fed a totally false version of our history?”

(相關報導,請參考Inside Higher Ed 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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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措詞猶如美國的醜陋政黨政治口吻,把事情說得十分極端。讀者不禁會心裡問,堂堂波士頓大學歷史教授,怎可能寫出一本每頁都有錯誤的課本呢?這太誇張了吧。原來該書從美國社會被歧視的群體(黑人、女人、窮人等)的角度看美國歷史,這在共和黨圈子並不受歡迎;另外,該書自 1980 年出版至今接近四十年,銷路一直上升(這資料是下文的 Detmer 教授提供的),不喜歡該書的人會感到受威脅。然而,原來這還未算是最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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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大學哲學系任教的教授 David Detmer 年輕時曾經在波士頓大學上過 Zinn 的歷史課,看到自己的校長攻擊昔日的老師,便想查明究竟。 Detmer 教授去信校長,對方振振有詞地聲稱有廿五位歷史學者同意他的觀點,給了他一個書目,當中不乏學術著作。Detmer 教授在好奇下,逐一追查那些參考書目究竟說過甚麼。他所發現的,堪稱為學界醜聞!原來那廿五個參考書目的作者,雖然部份是著名大學的歷史教授,但他們的強烈指控卻都是嚴重失實的。

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系 Sean Wilentz 教授指摘 Zinn 的書醜化所有美國總統,但卻抬舉所有左派人士,連林肯總統釋放黑奴也沒有提及。“He had a very simplified view that everyone who was president was always a stinker and every left-winger was always great. That can’t be true…. Abraham Lincoln freed the slaves. You wouldn’t know that from Howard Zinn.” 然而, Zinn 的書全文已被人放了上網,各位只要做簡單的 Google 搜尋,便會發現 Zinn 有提及林肯總統釋放黑奴。

另有一位批評者是 Rutgers University 的 David Greenberg 教授。他指摘 Zinn 只懂罵美國,卻絕口不罵蘇聯。按 Detmer 教授所說,這是昔日右派經常批評左派的講法。然而,同樣地,各位只要做簡單的 Google 搜尋,便會發現 Zinn 在書中多處批評蘇聯如何草菅人命。

又有一位士丹福大學的 Sam Wineburg 教授指摘 Zinn 把不確定的講法當成肯定了的事實,拒絕用「可能」、「或者」、「也許」之類的字眼。然而,各位只要做簡單的 Google 搜尋,便會發現類似字眼在 Zinn 的書中出現了百多遍。更過份的是, Wineburg 曾經引述Zinn 某席話,中間省略了一部份,而被省略的部份裡正正就有一個這樣的字眼。

為了公允, Detmer 教授花了兩年多時間細心追查那廿五份參考書目,發現那些全都不能當作為無心之失,倒似是虛構罪名,沒有核對過便無的放矢。留意,這不是說沒有其他學者曾合理地批評 Zinn 的歷史論述。學者間互有不同意見是平常事,但那廿五位批評者所作的卻不是那樣子,倒像是專業失德。結果 Detmer 教授寫了一本六百頁的書,其中有接近四百多頁記錄他這些追查的結果(由於指控嚴重,當然要把所有細節寫出來,並附引文),該書在今年九月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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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研究結果令人光火。學術界最重視的價值之一就是誠信,我們萬萬想不到,身居著名大學的學者竟然會無的放矢,彷彿忘記了讀過甚麼,便堆砌藉口來貶低那書。背後的動機大概是配合自己右派的論述吧。 Detmer 教授報告後,我發問:這是學界醜聞,請問有沒有跟期刊出版社對質?他說未有這樣做。我希望他很快就會聯絡相關學術出版社,因為即使作者不負責任,出版社為保清譽,也必須公開道歉,剔除那些論文或書籍。

這事帶給我們的憂慮是,我們固然知道「假新聞」在兩年前起成為美國政治的熱話,《經濟學人》雜誌說美國進入了「後真相世界」,尤以共和黨為主的政客故意撒謊來煽動民情,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學術界裡,在十分強調客觀史料查考的歷史學裡,原來早就有很多人被政黨思維影響,以學術失德的手法攻擊不合自己意識形態的學者。

另一個深刻感受是, Detmer 本是一位哲學教授,研究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等思想,但卻花掉兩、三年時間,做一些其他學者和學術出版社學術失德下遺漏的事。如果有再多些人無的放矢,累得其他學者花費時間精神逐字逐頁核對,學術界要完蛋了。這也令我回想起,五年前有一位香港神學教授在辯護闡述自己的觀點時,提供了三個書目,就如 Detmer 教授,我當年出自好奇心翻查對方提供的書目,雖然只查了一篇,但卻發現該論文作者──神父一名──根本沒有那個意思,死心不息下,我聯絡那神父問個清楚,對方說他並不支持那觀點。我把調查結果公開出來後,那位神學教授迄今一直沒有公開正視自己的錯誤(倒是有些人開始找碴攻擊我)。一些質素低的學者說不過對方時就會要求對方先讀這本那本書,否則拒絕談下去。但我通常都不理睬,因為很多時爭議中的問題並不需要牽涉那麼多文本,而且,沒能力把自己研究的東西講清楚,倒要質疑者先行對相關課題作出深入研究,是混淆了言責。正如我在本段起首所說,不同學者有不同領域,總不成別人要因為你的懶惰或失德,花費他的學術精神來收拾你的爛攤子。

政治,宗教和面子,人們強詞奪理背後的動機,往往離不開這三者。